本网讯（历史学院 陈睿峻 许诺）应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邀请，2024年11月29日上午，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张英聘于花津校区文典楼B416会议室作了题为《方志在科举研究中的作用》的学术报告。本次讲座由历史学院特聘教授郭培贵主持，张振国老师、丁坤丽老师等多名师生到场聆听。

方志是历史各类的记录，其价值在于资料宏富，传承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。方志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，与科举研究关系也十分密切。张英聘教授主要从“科举入志——明以前方志关于科举内容的书写”“科目丰富——明清科举的鼎盛”“借鉴互补——对科举文献的补充纠谬”“区域特色——地方科举文化的展现”四个方面展开讲述，张教授认为科举在方志中的记载开始于宋代，宋代的几部《临安志》中都出现了科举的相关记载，乾道《四明图经》的“进士题名记”还出现了对进士间亲属关系的记载，与科举人物相关的金石、诗文及贡院建置等内容也逐渐进入方志记载的视野，但同时也存在记述简略和类目不规范的缺陷。

进入明代，随着科举进入鼎盛时代，推动了科举在方志记载中的规范化；但科举在明代方志的记述也并非一成不变，明初和明中期以后的记载存在显著区别。明初方志对于科举的记述尚不规范，《大明一统志》和《山西通志》均对学校、书院有专门记述而无对科举制度、取士状况系统的记述，永乐朝两次次颁布的《修志凡例》中也无贡举类目的设置，这种情况是由于明初科举的不发达造成的。而到了明中期以后，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对官员科举出身的日益重视，科举在方志编纂中逐渐规范化，篇幅加大，以致成书于弘治初年的87卷的《八闽通志》，其中有12卷是记载科举情况的；万历张朝瑞编纂《南国贤书》专门记载明代南直隶各科举人的情况，也征引辑录了嘉靖《南畿志》等方志，甚至边远地区的方志如嘉靖《贵州通志》对贵州科举情况都有系统记载。清代以后，方志中科举的记载内容更加丰富，篇目也更加规范化。

在研究方志本身对于科举记述之外，张教授还提出应当注意专门的科举录与方志间的相互校勘与补充；要注意对“小志”的研究和利用，小志不拘小，小志具有其他种类方志不曾有的价值。张教授提出既要关注旧志，也要关注新志和小志，要创新理念和方法，从不同的视角揭示方志对科举制度研究的价值。

我院特聘教授郭培贵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，他认为张教授的讲座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，对方志在科举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做了充分、中肯的评价，且从国家大一统的角度看待方志纂修的发展；同时认为应提高科举资料数字化的精度，并提倡历史研究应当全面占有史料，考订源流，去伪存真；充分肯定这是一次高水平的专题讲座和学术交流。